那是厂子里搞“技术大比武”的时节。
车间里的车床转得嗡嗡响，机油味混着铁屑的腥气，灌满了整个厂房。
我是三车间的铣工，进厂五年，手上磨出的茧子能刮擦砂纸。
媳妇在纺织厂三班倒，常年带着一股棉纱的味道，说话嗓门大，夜里总嫌我身上的机油味熏着她。
那天下午，我正猫着腰调试铣床参数，额头上的汗滴在操作台面上，砸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。
“哎，师傅，这台机床的进给量怎么调？”
声音清亮，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，带着点脆生生的甜。
我直起腰，转头看见个穿蓝布工装的姑娘。
她扎着麻花辫，发尾系着根白纱巾，袖口挽得老高，露出半截手腕，皮肤是那种常年不见太阳的细白。
“你是哪个车间的？”我拿袖口擦了把汗，机床操作台上的油污蹭到了脸颊。
“劳资科的，新调来的统计员，”她指了指机床面板，“王科长让我来跟岗学习，说铣工最练眼力。”
她叫林晚，名字里带个“晚”字，说话却像早上的雀儿，叽叽喳喳停不住。
“这台铣床得先校准坐标系，”我拿起扳手，拧了拧固定螺栓，“进给量要跟着转速调，太快了刀头容易崩。”
她蹲在我旁边，膝盖上放着个牛皮笔记本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写。白纱巾垂在肩后，随着她低头的动作轻轻晃。
“师傅你姓陈？”她忽然抬头，睫毛很长，眨眼睛的时候像蝴蝶扑棱翅膀，“我看你工牌上写着陈建国。”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心里有点发慌，赶紧把注意力拽回机床上。
车间里的老油条们开始吹口哨，李师傅扯着嗓子喊：“建国，带徒弟呢？这姑娘水灵！”
我脸一热，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。林晚却像没听见，把笔记本往我面前一递：“师傅，你看我记的对不对？”
纸上的字迹娟秀，跟她咋咋呼呼的样子不太像。她还在“进给量”三个字旁边画了个小齿轮。
那天傍晚下班，我收拾工具包，发现帆布兜子里多了个油纸包。
打开一看，是两个白面馒头，中间夹着酱牛肉，肉汁渗进馒头里，染出一圈深棕色。
旁边还有张字条，是那种办公用的便签纸，写着：“看你中午啃干馒头，这个顶饿。——林晚”
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，像被机床的卡盘夹住了似的，又麻又涨。
我结婚三年，媳妇从没给我带过午饭。她总说纺织厂活儿累，回家只想躺着。
第二天上班，我把洗干净的油纸包还给林晚，里面塞了两个我妈腌的咸鸡蛋。
“谢谢你的馒头，”我把纸包往她手里一塞，“我妈腌的蛋，不咸。”
她接过去，笑出两个梨涡：“陈师傅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送吃的还带还礼的。”
从那以后，林晚常来三车间。
有时是送报表，有时是“请教”机床知识，更多时候是端着个搪瓷缸，站在我机床边看我干活。
她会把白纱巾摘下来，系在操作台的手柄上，说这样“看着利落”。
有次我铣一个弧形零件，刀头突然崩了，铁屑四处飞溅。
我下意识把她往身后一推，自己胳膊上划了道口子，渗出血来。
“呀！”她惊叫一声，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，“快擦擦，是不是很疼？”
手帕是细棉布的，印着淡蓝色的小碎花，带着股肥皂的清香味。
我没接，只把胳膊往袖子里缩：“小伤，没事。”
她却不管，抓住我的手腕就往医务室拉。她的手心很暖，指尖有点凉。
医务室的王大夫边涂红药水边笑：“建国，这姑娘对你挺上心啊。”
我没说话，林晚却接茬：“王大夫，他是为了护我才划伤的，我得负责。”
那天之后，车间里的闲话更多了。
有人说林晚看上我了，有人说我媳妇知道了要闹翻天。
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我知道自己配不上林晚，她是高中生，长得又秀气，而我只是个满身机油的铣工，家里还有个爱吵架的媳妇。
直到那天晚上，我回家撞见媳妇跟邻居张姐在院里说话。
“……他车间来了个小姑娘，天天往他跟前凑，”媳妇的声音尖得像锥子，“穿得溜光水滑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！”
我推自行车的手顿了一下，车链条发出“咔哒”一声响。
媳妇回头看见我，立刻叉着腰走过来：“陈建国，你行啊！在车间勾三搭四，当我不存在？”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我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，声音也拔高了，“林晚是来学习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！”
“什么都没有？”媳妇冷笑，“那人家为啥给你带吃的？为啥拉你去医务室？你当我眼瞎？”
我们在院子里吵了起来，邻居们都扒着窗户看。
媳妇越说越难听，什么“没良心”“陈世美”全骂出来了。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抓起放在门口的工具包，扭头就走。
鬼使神差地，我走到了三车间的后窗下。
车间里还亮着灯，林晚坐在我的机床边，正对着图纸发呆，白纱巾搭在椅背上。
我敲了敲窗户，她吓了一跳，看清是我，赶紧跑出来开门。
“陈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她看见我手里的工具包，愣住了，“你……跟家里吵架了？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靠在门框上，觉得浑身没劲。
车间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风机的嗡嗡声。林晚给我倒了杯热水，杯子是她自己的，印着朵粉色的月季花。
“我听见院里吵架了，”她把杯子塞到我手里，“阿姨……你媳妇，是不是误会了？”
“是我没处理好，”我喝了口热水，喉咙里火烧火燎的，“她……就是那样的人。”
林晚没再问，只是坐在我旁边，陪着我发呆。
白纱巾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像一团云。
“陈师傅，”过了很久，她才轻声说，“其实你人很好，就是太闷了。”
我转头看她，她的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，像落了星星。
“你不该总被家里的事压着，”她把白纱巾从椅背上拿下来，在手里绕着，“你看你铣零件的时候多专注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”
我的心又开始跳，比机床最高转速时还快。
我想伸手摸摸那根白纱巾，想告诉她我心里的憋闷，可我不能。
“林晚，”我把杯子放在地上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你以后别来三车间了，省得别人说闲话。”
她愣住了，绕着纱巾的手指停住了。
“是不是因为……你媳妇？”她的声音有点低。
“是，也不是，”我站起身，“我……我配不上你这样的姑娘。”
说完，我没敢看她的表情，抓起工具包就往外走。
身后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，显得格外狼狈。
从那以后，林晚果然没来三车间了。
我心里空落落的，干活也没了劲头。媳妇倒是消停了些，但我们之间更冷淡了，像隔着一堵墙。
厂里要选派一批工人去外地进修，我报了名。
离开那天，我去劳资科交材料，正好碰到林晚。
她瘦了些，白纱巾换成了素净的蓝头绳。
“陈师傅，听说你要去进修了？”她接过我的材料，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嗯，”我点点头，“去半年。”
“挺好的，”她低头翻着材料，“好好学习，回来能评技师。”
我想说点什么，比如“对不起”，比如“谢谢你的馒头”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我转身要走。
“陈师傅，”她忽然叫住我，“这个……给你。”
她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袋，塞到我手里。
“路上吃，”她笑了笑，还是有两个梨涡，“别总啃干馒头。”
我捏着纸袋，里面硬硬的，像是饼干。
“谢谢你，林晚。”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。
她眼圈有点红，却摆摆手：“快走吧，别误了火车。”
在外地进修的半年，我常常想起林晚。
想起她蹲在机床边记笔记的样子，想起她递过来的带花香的手帕，想起她系在操作台上的白纱巾。
我给媳妇写过一封信，说我们可能不合适。媳妇回信骂我“翅膀硬了”，让我“滚回来离婚”。
半年后，我回到厂里，成了技师。
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劳资科找林晚。
可科室的人说，林晚上个月调走了，去了局里的档案室。
我心里一沉，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。
我去局里找过她，门卫说“非请勿入”。我在局门口等了一下午，也没看见她的影子。
后来，我跟媳妇离了婚。
她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临走前还骂我“活该打光棍”。
我没觉得难过，反而松了口气。
离婚后的日子很简单，上班，下班，偶尔跟老伙计们喝两盅。
我把机床擦得锃亮，把操作台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好像这样就能留住点什么。
有一次，厂里开技术交流会，我在局里的会议室看见了林晚。
她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套裙，头发盘起来，戴着细框眼镜，跟当年那个扎麻花辫的姑娘判若两人。
她正在给参会人员发资料，动作麻利，神情干练。
我看着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她也看见了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份文件。
“陈技师，好久不见。”她的语气很客气，像对待陌生人。
“好久不见，林科长。”我接过文件，手指触到她的指尖，还是有点凉。
“你现在是技术骨干了，”她笑了笑，笑容很公式化，“恭喜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干巴巴地回应。
交流会结束后，我在局门口又看见了她。
她正在等车，手里拿着个文件夹，白纱巾不见了，换成了一条素色的丝巾。
“林晚，”我鼓起勇气走过去，“当年……谢谢你的饼干。”
她转头看我，眼神平静无波：“陈技师客气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“我……”我想解释，想告诉她这几年我常常想起她，可看着她疏离的样子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“我的车来了，”她指了指远处驶来的公交车，“再见，陈技师。”
她上了车，车窗关起来，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公交车开走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比离婚那天还要难受。
后来，我听说林晚结婚了，丈夫是局里的干部，长得一表人才。
我心里有点堵，但也替她高兴。她那么好的姑娘，本该有更好的生活。
我继续在车间里干活，从青年熬到了中年，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，头发也开始花白。
有一年冬天，厂里搞退休职工茶话会。
我作为老技师代表参加，在会场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是林晚。她头发白了不少，也胖了些，穿着件厚实的羽绒服，正扶着一位老太太说话。
老太太我认识，是以前劳资科的老科长，林晚当年的师傅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
“林……林姐，”我斟酌着称呼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她转过头，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，像盛开的菊花。
“哟，是建国啊！”她的语气又变回了当年的爽快，“都老成这样了！”
“你也一样，”我看着她，“头发都白了。”
“可不嘛，”她拍了拍我的胳膊，“都快退休了，能不老吗？”
老科长笑着说：“你们俩啊，当年在车间可没少打交道。”
林晚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茶话会结束后，我们一起往外走。
外面下着雪，雪花落在头发上，很快就化了。
“建国，”林晚忽然说，“当年你去进修，我给你装的饼干，其实是我自己烤的。”
我愣住了，看着她。
“那时候我刚开始学做点心，”她看着远处的雪景，眼神有些飘忽，“本来想等你回来，再给你做点别的……”
她没说完，我也没追问。
有些话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像落在地上的雪，化了就没了痕迹。
“你现在过得好吗？”我问。
“挺好的，”她点点头，“老伴对我不错，儿子也成家了。你呢？”
“我也挺好的，”我笑了笑，“一个人过，清净。”
“挺好，”她也笑了，“一个人自在。”
走到路口，她要往东边走，我要往西边走。
“那我先走了，建国。”她挥了挥手。
“你也慢点走，林姐。”我也挥了挥手。
她转身走了，雪花落在她的羽绒服上，像撒了一把盐。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，直到消失在风雪里。
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在那个机油味弥漫的车间里，她扎着白纱巾，蹲在机床边对我笑。
那时候的阳光很暖，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，把白纱巾染成了金色。
而我手里的扳手，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。
现在，什么都没了。
只有机床还在嗡嗡地转，像在唱一首关于青春和遗憾的老歌。
我裹紧了棉袄，迎着风雪往家走。
路上的雪很厚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很想再吃一次她做的饼干，哪怕已经忘了是什么味道。
